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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风雅传千年
发布时间:2021-2-24 9:04:14

    地位尊贵、好客尊士的梁孝王刘武,有强大国力支撑的美丽梁园,两者完美的结合终于开创了汉初文学盛世,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围绕梁园文学,有太多话题可以谈论,如汉大赋的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究竟是一篇文章,还是两篇文章,这样的细节都能探究许久。

梁园文学有深意

    在梁孝王刘武的带领下,梁园聚集了众多天下名士,开启了汉初文学创作的新篇章。这种梁孝王主持的梁园之游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虽然都是有一定规模的文人群体活动,但在本质上却有着巨大的差异。

    战国时期,齐宣王招揽四方游说之士在稷下讲学议论。稷下学宫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当时,稷下可谓学派云集,名家荟萃,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环渊等著名人物均聚集于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稷下学宫与梁园之游是相似的。不过,稷下学派的兴趣点在于讲学与思想学术交流,而梁园文士的主要精力却放在了文学创作之上。可以说梁园之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组织和领导的文人群体创作活动,意义深远。

    从相关文献可以推测,当时的梁园文士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夫子赋二十四篇”“枚乘赋九篇”。我们想象一下,这些文学名士创作的美文应该多么具有吸引力。但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这样想象了。梁园文士当时的文学创作在两千多年的风雨中多已亡佚,流传到今天并能确定为梁园之游时作品的已是寥寥。有学者认为流传下来的作品应为12篇,包括辞赋10篇,司马相如《子虚赋》《美人赋》,枚乘《梁王菟园赋》《柳赋》,邹阳《酒赋》《几赋》,公孙乘《月赋》,公孙诡《鹿赋》,羊胜《屏风赋》和路乔如《鹤赋》;文章2篇,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和枚乘的《重上吴王书》。影响较大者,当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美人赋》和枚乘的《重上吴王书》及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
司马相如的作品时只提到了《子虚赋》和《美人赋》,那篇和《子虚赋》齐名的《上林赋》去哪了?其实,历史上对于司马相如文章篇目的数目是有争论的,对于现存的《子虚赋》与《上林赋》究竟是一篇还是两篇,目前还不能确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史记》《汉书》将此两篇当成一篇,但到了《昭明文选》中又被分为了两篇。《昭明文选》中的这种分法也很有道理,因为《子虚赋》是相如游梁时作,《上林赋》则应是后来的续篇,即《天子游猎赋》。

    细看一下将《子虚赋》《上林赋》拆分为二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史记》所收之赋后半部分借亡是公之口言天子游猎之盛状,与《史记》中相如所言“请为天子游猎赋”相吻合。第二个理由,《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并没有表明所录只是《天子游猎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这段话是针对《子虚赋》和《天子游猎赋》两篇加以解释的,并非单指《天子游猎赋》一篇。这段话也表明,司马相如在续作后篇时,紧扣前篇作了统盘构思,因而前后两篇显得首尾一致,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作为一篇来读,司马迁也将它们放在一起收在《司马相如列传》中。

    枚乘的辞赋作品除《梁王菟园赋》《柳赋》外,应还有一篇《临灞池远诀赋》,但遗憾的是今仅存其目。这篇赋可能是枚乘随梁孝王入朝时路过灞水所作。枚乘在吴时,吴王20多年称疾不朝,枚乘路过灞水的可能性不大。

    《子虚赋》文中乌有先生夸耀齐国时有“游孟渚”一语。当然,这里的齐国实际上暗指梁国。孟诸则是古代薮泽名,其位置在现在商丘东北、虞城西北,属是西汉梁国所辖之地,并且毗临梁苑。由孟渚泽的位置,也可由此证明此赋写于司马相如游梁国之时。

    《子虚赋》的主要内容是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畋罢,子虚访问乌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在子虚看来,齐王对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国君主的自豪、自炫,这无异于表明其他诸侯国都不如自己。他作为楚国使臣,感到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使臣的首要任务是不辱君命,于是,他以维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赋的后半部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从他对子虚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责任定位在传播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君主的道德、声誉上。而子虚在齐王面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诸侯之间的比强斗富,是已经过时的思想观念所支配。因此他说,“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作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

    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他不再停止于乌有先生所力主的对道义的追求,而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的目的。

文学之盛尽在梁园

    汉初的文学创作在梁园之游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许多汉初的文学名士也是在此时开始崭露头角,并形成了一流的梁园作家群,故论者有天下文学之盛尽在于梁之说。鲁迅在论及这一时期的梁国之文术时指出:“传《易》者有丁宽,以授田王孙,田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学。又有羊胜、公孙诡、韩安国,各以辩智著称。吴败,吴客又皆游梁;司马相如亦尝游梁,皆词赋高手。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

    汉代文学最重要的两种文体就是辞赋和散文。汉代散文以史传文和政论文最典型。邹阳的《狱中上书》与枚乘的《谏吴王书》两篇,综论时势,引经据典,已具汉代文章典雅闳深之风貌,其战国纵横余韵又使文章流利而不板滞,是难得的汉文佳作。

    梁园小赋状物象形,抒写情志,伶俐宛转,也是小赋精品。梁园作家所创作的辞赋在即景咏物方面颇有特色,其特点为体制小巧,绘声绘色,各得其妙。如枚乘在《柳赋》中描绘柳条之形态神韵:“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出入风云,去来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绛足。蜩螗厉响, 蜘蛛吐丝。阶草漠漠,白日迟迟。于嗟细柳,流乱轻丝。”把柳枝柳叶之艳丽轻盈、随风飘飞之逸响灵动,描绘得逼真传神。而“于嗟细柳,流乱轻丝”则写出了由春柳而引发的惊异、爱怜的细腻情思。再如公孙乘的《月赋》写月出而生气萌动:“月出瞰兮,君子之光。鹍鸡舞于兰渚,蟋蟀呜于西堂。君有礼乐,我有衣裳。”此赋以月华象征梁孝王之礼贤之德辉,人月相映,情趣并生。其他各赋状物之时也多有寄托叹咏,文气轻灵,韵味高雅,开汉代抒情小赋之先河。司马相如《子虚赋》是赋中“神品”,是汉大赋的鼎盛之作。两赋假托主宾,以客问主答、客难主辩的形式结构全篇, 以穷极富丽的铺排描摹手法, 按空间顺宁依次展开,将想像之万物描绘成宇宙之真实,将真实之宫苑、游猎、奇珍异物等艺术想像化,语言华美富赡,营造了一个富丽堂皇又充满人间情味的艺术空间,充分展示了汉大赋侈丽闰衍的审美特征。

    梁园辞赋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后来汉武帝时辞赋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从内容上看,梁园辞赋已涉及游猎、宫廷、观涛、咏物等诸多方面,同时形成了以歌颂与讽喻来干预社会生活的特点。从形式上看,梁园赋作家的作品已形成了汉代大赋的体制。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以设为问答的形式,采取散、韵结合的语言,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且结构宏伟、篇幅巨大,历来被认为是汉代散体大赋的代表作。梁园文学从内容到艺术技巧,都促进了汉代文学弘雅雄厚个性的形成,这是梁园文学“沈博绮丽”风格的突出表现。

    梁园辞赋在汉代辞赋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辞赋由一种地方文学发展成为宫廷文学过程中极为关键的过渡阶段。梁园辞赋把本是南方楚地的地域文学引向宫廷贵戚之家,实现了辞赋由俗到雅、由民间集体创作到文士个人创造的转化;梁园辞赋不仅标志着文学已经从经学与大文学中分化独立出来,而且是汉代文学全面走向繁荣的转折点。梁园辞赋大致兴起于汉文帝末年,此时邹阳、枚乘、庄忌等人已到梁国,作家群体开始形成,到汉景帝四年,即公元前153年,梁园辞赋创作进入繁荣期,并由此持续了10年左右的辉煌。(来源:商丘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