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喾，号高辛氏，父蟜极，祖玄嚣。他与曾祖黄帝、从叔颛顼、子尧皆为五帝之一。据《史记》记载：帝喾生而神异可以自言其名。十五岁佐颛顼，三十岁代颛顼高阳氏而有天下，都亳。他继颛顼在夺权斗争中 再次打败共工氏。在任部落首领时，广施恩德，普利众人，不谋私利。善于倾听，以了解远方情况；善于观察，以弄清精微的事理。仁爱而有威严，宽厚而有信义，洁身自好而天下归附。他掌三辰（日 月 星）以利民取地之材而节用。因势力导而安抚民众。他神态庄重，德行高尚，行动合乎时宜，衣着像普通士人。所以，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曹操之子曹植曾写《帝喾赞》以颂之：“祖自轩辕，玄嚣之裔，生言其名，木德治世。抚宁天地，神圣灵宾，教讫四海，明并日月。”
据《帝王世纪》载：帝喾有四妃，元妃有邰氏女，名姜媛，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名简狄，生契；次妃陈峰氏女，名庆都，生放勋；次妃娵訾氏女，名常仪，生帝挚。帝挚之母于四妃中最小，而挚在兄弟中最长。帝喾崩，得帝登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候。挚在位九年，无明显政绩，而放勋得盛，诸侯归附。于是挚明大义，主动让位于放勋。放勋立，是为帝尧。尧封其兄挚于高辛（今商丘高辛）。
帝喾之子契，又名阏伯，因其母简狄吃下玄鸟蛋所生 故赐为“子”姓。阏伯是商的始祖《诗经·商颂》“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的诗句便源与此。数千年来，子姓已形成200多个姓氏的大家族。
帝喾之子后稷，又名弃，为周的始祖。姬姓，武王立国之后，分封数百诸侯。他们的后代有的以国为姓，有的以地为姓，有的以官为姓，有的以职业为姓等等，姓氏之多，后裔之广，遍布海内外。
帝喾在位10年，寿105岁。葬于亳地高辛里（今河南商丘古城南高辛）。
阏 伯
阏伯，又名契，帝喾高辛氏之子，母名简狄。阏伯曾辅佐大禹治水，因功封于商，又因其母吃玄鸟（燕子）蛋所生，故赐为子姓。所以《诗经·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他是商的始祖，至今北方还有为产妇送鸡蛋表示祝贺和吃红鸡蛋的风俗，因为中华民族有个很美好的传说谁能吃了玄鸟蛋，就能生下个有作为的儿子，所以后人便以鸡蛋代替玄鸟蛋，并染成红色，分给孩子们吃。“吃红鸡蛋”的风俗便源于“玄鸟生商”的故事。
阏伯为唐尧时火正，负责祭祀商星和观测商星，以星纪时，掌握四时变化，指导农牧业生产。阏伯是中国早期的天文学家，死后葬于高丘上。因此，后人称他的墓地为阏伯台、火星台 火神台或商丘。
相 土
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十五年 商候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 相土是阏伯之孙，昭明之子。约在4000年前，相土由砥石（今河北汦水流域）迁居至商丘。
相土时，商部落的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畜牧业的发达为商人过度到父系社会并开始使用奴隶奠定了基础。相土作乘马，就是驯马作为运载工具。畜牧业发达的部落，武力都是比较强盛的。所以，相土当部落首领时，乘夏王相失位，对东方无力控制之机，迅速扩展了自己的势力。相土以商丘为中心，把势力伸张到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又在泰山附近建立了“东都”。其后裔在追颂相土的功绩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可见相土的活动已经到达渤海一带并同“海外”发生了联系。
相土的三世孙冥，努力发展农业，治水身死。他与共工、禹，都是传说中有名的治水专家。所以，后来受到了隆重的祭祀，并留下了“冥勤其官而水死”的传说。
王 亥
王亥是商族人始族阏伯（契）的六世孙，是商朝开国君王汤的七世祖，是中国商业的创始人与鼻祖。商人本是商族人、商国人的简称，但由于商族人在历史上从事商业活动，有些学者推测后世对从事贸易活动的人称为商人，就是由于商族人擅长于经商的缘故。商人于是就成为“通财鬻货”、“贸迁有无”者的代称。
提起经商的人，人们都会想到“连车骑，与诸侯分庭抗礼” 的端木赐（即孔子弟子子贡）和“三致千金”的陶朱公（即越国人范蠡），他们被尊为“商圣”。商人贴对联，都写“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以示对商人的崇拜，也幻想能象范蠡，子贡那样发家致富。但范蠡、子贡是春秋时期人，他们虽然经商有方，发了大财，享誉商界，然而他们并不是最早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提到商业活动，在黄帝时代就有“日中为市”的传说，帝尧时舜曾“贩于顿丘”，都属于商业活动，但黄帝时的“日中为市”和尧时舜“贩于顿丘”，都不是职业商人，而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物物交换，并不是专靠经商而谋生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知道名字的商人就出在商族，他就是商的第七代先祖殷王子亥。关于王亥因经商而被杀 并引起一场战争的事，《楚辞·天问》、《竹书纪年》、《山海经·大荒东经》、《易经·旅·上九爻辞》都有记载，兹摘录于下：该（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天问》）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竹书纪年》）
旅人先笑后号口兆，丧羊于易，凶。（《易经·旅·上九爻辞》）
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经》）
以上四条资料虽有详略的不同，但都是说殷王子亥赶着朴牛去有易氏部落购买牛羊，因与有易氏部落酋长绵臣夫人有染，被绵臣杀死并夺取了王亥的朴牛。殷商八世祖（契的七世孩、王亥之子）上甲微闻讯后，借河伯部落的军事力量，攻打有易氏，杀死有易氏酋长绵臣，并乘机把殷商的势扩展到河北部。《商书·酒诰》说：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厥养父母。”说明殷人有牛车去远方经商以孝养父母的传统，而这一远处经商的传统，是与其七世祖亥赶着朴牛羊去有易部落购买牛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说亥是商贾的鼻祖也不为过。
亥是商王，怎么又会经商呢？这必须对远古时代的所谓“王”有个正确认识。远古时代的王，实际是部落酋长，是名副其实的公仆，即没有税收，也没有俸禄，所以在担任“王”的同时还要有一种职业养家糊口，亥去经商原因就在于此。
商 汤
商汤，商朝开国之王。阏伯的13世孙，子姓。又名履、天乙，卜辞作唐、大乙、高祖乙，灭夏后又称成汤、武王、成唐或武汤。为夏末商国首领，都于亳（今商丘的睢阳区、梁园区。都亳的遗址，一为南亳，一为北亳）。
商汤即位后，施政宽和仁厚，革除以人祭天的陋习。布德施惠，轻赋薄敛，百姓亲附，令行天下。虽臣服于夏，实际上已形成了与夏对峙的局面。时夏桀失政，暴虐无道。汤任伊尹和仲虺为相，积极作灭夏的准备。
汤采取逐个翦除夏桀羽翼，逐步削弱夏桀的统治，最后取而代之的策略，先灭与之为邻的夏的属国葛（今商丘市宁陵县北）。接着，又连续攻灭了韦（今河南滑县）、顾（今河南范县）、昆吾（今河南濮阳）等十多个小国和部落，随后又灭掉夏之属国匡三朘（今山东定陶东北），使夏王朝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十一战而无敌于天下”，遂灭夏而建商，建都南亳（今商丘古城东南）。后人在追颂成汤时颂扬：“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商汤不仅牢牢控制了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而且连远处西方的氐羌部落，也向商朝臣服了。成汤在位13年，寿百岁而崩。据《史记》记载：商汤都南亳后，传六十帝，由仲西迁嚣，又名隞（今郑州）。《商丘县志》载：“……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崩，子仲丁立。仲丁嗣位，而亳有河决之害，迁都于嚣，商自此而西矣。”《括地志》亦记载：“谷熟西南三十里，有南亳故城……蒙县之亳曰北亳，汤所兴；谷熟之亳曰南亳，汤所都……”北亳（今商丘古城北）和南亳（今商丘古城东南）均在商丘。《竹书纪年》和《史记》均未有商汤西迁之记载。而因水患西迁于嚣的不是商汤，而是商汤的5世孙仲丁。所以，汤迁都西亳（今偃师）之说是不成立的。
微 子
微子名启，为帝乙之长子，商汤的第16世孙。他与微仲衍和纣王为同胞兄弟。因其母生启与衍时尚未立为正妃，故称启和衍为纣庶兄。微子、箕子和比干被誉为“殷之三仁”。纣王暴虐无道，微子数谏不听，便与叔父太师箕子和少师比干商议对策。比干建议，为了殷商后继有人，提出让箕子和微子出逃。微子携带祭器逃走后，箕子不忍离去，佯疯而被囚，比干因直谏而被剖腹挖心。
武王灭殷后，微子携带祭器到武王营门前，肉袒面缚，求告武王。武王释放了微子，并恢复其爵位。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和蔡叔辅佐他。将箕子封于朝鲜，而不把他作臣下看待。
武王死后，因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旦为之摄政。管叔和蔡叔怀疑周公，与武庚叛乱。周公奉成王之命诛杀武庚后，又杀死管叔，流放蔡叔，封微子启于宋（今商丘）。微子仁爱贤良，深受殷商遗民爱戴。死后葬于商丘古城西南25里青岗寺。现存有墓冢和石碑一通，碑高8尺，宽3尺，立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十一月，“殷微子之墓”的碑文为侯方域的师祖归德知府郑三俊所书。
宋氏以国为姓，天下宋氏源于商。所以，海内外宋氏人纷纷来商丘寻根，并亲临墓地祭祀他们的始祖微子启。
孔父嘉
孔父嘉，春秋宋国（今商丘市梁园区或睢阳区）人，为宋国大司马，孔子的6世祖。
孔父嘉的8世祖微仲衍、7世祖宋公稽、6世祖丁公申、5世祖湣公共，为宋国国公。4世祖弗父何为太子，本应继位为宋国国公，但其父将王位传于弟炀公熙。弗父何的弟弟鲋祀不服，杀其叔炀公熙而自立，是为厉公，封其兄弗父何为太宰，封地于栗（今夏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弗父何的曾孙，曾辅佐戴、武、宣三公。“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怄，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 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当接受任命提升职务时，都是越来越谦恭。始而低头，继而曲背，三而弯腰，连走路时也小心翼翼地靠着墙边走，然而谁也不会侮慢我。我用这个鼎煮上 和粥，只要饱肚子，没有过多要求。
正考父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这位三朝元老一生谦逊俭朴，成为世人楷模。据《左传》记载，他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12篇，予以整理、核定。
正考父生孔父嘉，即孔子的6世祖。宋穆公、殇公时任大司马，主持国政。穆公临终前召见孔父嘉，嘱托他扶持侄儿与夷继承君位，并让自己的儿子冯出奔郑国。与夷是宋宣公的儿子，宜公临终前让位其弟穆公，现在穆公又要还位其侄与夷。宣公死后，孔父嘉立与夷为君，这就是殇公。殇公一直担心逃往郑国的公子冯威胁他的统治，所以，宋、郑两国屡屡交战。宋殇公在位10年，孔父嘉却指挥打了11年仗。
孔父嘉的妻子魏氏长的美艳无比，为宋戴公的孙子华督所看中，为夺取孔父嘉之妻，于是就在国都谣言惑众说：“宋国连年征战，民不堪命，皆孔父嘉所为也。”激起了国人对孔父嘉的怨恨，于公元前710年春，华督率徒众攻杀了孔父嘉。殇公为此大怒，华督恐惧，于是又弑杀了殇公。迎公子冯回宋，是为庄公。孔父嘉的儿子木金避难而奔鲁。孔父嘉被害29年后，宋国又发生内乱，其曾孙防叔奔鲁，其后便成为鲁人。
子 罕
子罕，姓乐名喜，宋国（今梁园区或睢阳区）人，宋戴公6世孙。宋平公时任司城，继华元主持国政，为宋国正卿。
宋左师向戌，有奔走晋、楚两国“弭诸之兵”的功劳。故向宋平公请赏说：“臣请赐给免死的城邑。”宋平公赐给他60个城。他把简册拿给子罕看，子罕说：“凡是诸侯小国，都要受晋、楚两国武力所威慑。他们害怕然后上下慈爱和睦，慈爱和睦后能安定他们的国家，以事奉大国，这是小国存在的原因。没有威胁他们就骄傲，骄傲了就发生祸乱，祸乱发生了必然被灭亡，这是小国灭亡的原因。上天生了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全部使用了他们，废掉了一种都不可以，谁能够去掉兵器呢？兵器的设置已经很久了，是用来威慑越轨而宣扬文德的。圣人由于武力而兴起，作乱的人由于武力而被废弃，废兴存之道，都是由于武力造成的。而你却谋求去掉它，这不也是欺骗吗？用欺骗的办法蒙蔽诸侯，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即使没有大的讨伐，而又求取赏赐，这是贪得无厌达到极点了。”子罕削掉简册上的字扔了它，左师向戌无地自容，辞退了封赐的城邑。
公元前564年，宋国发生了大火灾，子罕指挥灭火。由于他调度有方，迅速制止了火灾，充分表现出了他干练稳健的才能。
宋国有人得到了一块玉，献给子罕，子罕不受，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我若收了你的玉，咱俩都失去了宝。”继而，又让工匠把那块玉琢成玉器，使献玉人发了财。子罕不贪之名遂成为千古美谈。
楚国派使臣士尹池到宋国，子罕请他饮酒。士尹池看到子罕南邻的院墙，弯弯曲曲伸到子罕的庭院中，西邻的水沟经过子罕的院墙边，惊问道：“你为什麽让他这样做？”子罕说：“南邻是工人，以制鞔（皮鞋帮）为业，如让他迁移，恐怕人家不知他的住处，鞔卖不出，会影响他一家的生活。西邻院宅高，可利用我家庭院低的地势，挖沟排水方便，所以我不能禁止他。”士尹池回到楚国，楚王欲兴兵伐宋，士尹池谏到：“宋不可攻，其主贤而相仁。”楚遂罢兵。
原 宪
原宪，字子思，宋国（今梁园区或睢阳区）人，孔门72大贤之一。
原宪家贫，住在睢阳城内一个小巷内，住房很狭窄，茅草盖的屋顶，蓬蒿编织的门，破瓮做的窗，上漏下湿。然而，原宪却不以为然，整天端坐里面，兴致勃勃地弹琴歌唱。
原宪的同窗好友子贡，做了卫国的上大夫后，穿着轻裘，内着表，外着白，衣着华丽，坐着驷马高车，前护后拥，浩浩荡荡来到了宋国看望原宪。因陋巷狭窄高车无法通过，只好下车步行。
原宪闻好友光临，便身着旧衣，头戴破帽，足穿烂鞋，手拄青藜杖，出门迎接。了贡见原宪衣帽不整，穷困不堪，甚觉可恶，冷笑道：“噫 ！学兄莫非得了什么病？”原宪淡淡一笑道：“无财叫做贫，学圣贤之道而不能用谓之病。我是穷而不是病。像那些与世俗同流合污，结党营私，学以为人，教以为已，仁义之道闭口不谈，只讲坐好车，骑骏马，衣华裘，这样的事愚兄不忍做啊！”子贡听了非常惭愧，不乐而去，终身悔己言之过甚。
因原宪德高望重，所以，后人曾为之建祠以示纪念。商丘古城南关有原宪祠，祠前有石碑一通，上书“原子宪故里”。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商丘士绅宋烒又捐资在城东南隅创建了“二贤祠”，除祀原宪外，同祀乡贤孔门弟子司马牛。
惠 施
惠施（约前370年-约前310年），战国时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宋国（今河南商丘梁园区或睢阳区）人，与庄子为友。
惠施曾在魏国为相达15年之久。据《庄子。秋水》记载：惠施做了魏国的宰相，庄子要去看他，有人便对惠施说：“庄子这次来是想夺你宰相之位。”惠施听了很害怕 ，于是就在国内搜寻庄子，长达三昼夜。庄子闻讯后，主动去见惠施说：“你知道南方有一种叫凤凰的鸟吗？它从南海飞往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一只猫头鹰拾到了一腐朽的死老鼠，便仰起头来大喝道，不准抢我的死老鼠。你以为我来魏国是来夺你的相位吗？”惠施听了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惠施为相时，曾帮魏惠王立过新法，法令公布后，百姓都说法令好。献给惠王，惠王也认为很好。拿给翟翦看，翟翦亦认为很好。惠王问：“可以实行吗？”翟翦说：“如今抬木头的，前边喊着号子，后边走的响应着，这号子对抬木头人来说是好的。虽然有郑国、卫国那样悦耳的音乐可唱，然而却不如这号子更适合抬木头的人。所以治理国家也像抬木头一样，需要有适合的法令。”从此，不难看出，惠施所制定的法令，虽然很好，但脱离魏国的实际。所以，未能够在魏国实行。
惠施主张联合齐楚，停止战争，并随同魏惠王见齐威王，使魏齐互尊为王。在当时的名辩思潮中，他和公孙龙分别代表名家的两个基本派别：一个倾向于合万物之异，即“合同异”；一个倾向于离万物之同，即“离坚白”。惠施的“合同异”命题，有“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万物毕同毕异，此谓之在同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等。惠施认为一切事物的差别、对立都是相对的，归根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思想。他在“遍为万物说”的论证中，大量揭露事物的矛盾统一，具有相互的辩证法思想。但由于过分夸大了事物相对的同一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本质差别，结果导致相对主义的诡辩。
惠施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在当时思想界却是一位博学善辩的大学者。庄子曾将他与儒家、墨家、杨朱、公孙龙并提，可见他在当时思想界影响之大。庄子在《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见著作之多。但其著作已散失，《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惠子》一篇，亦佚。其言行片断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
灌 婴
灌婴（？——前176年），睢阳（今商丘市梁园区或睢阳区）人，出身于贫苦家庭，成人后以贩布为业。由于经常奔跑于各地，涉取信息广泛，头脑灵敏。秦朝末年，继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失败后，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刘邦于芒砀山起兵后，灌婴弃家投奔刘邦，跟随刘邦攻城略地，斩将搴旗，每次战斗都冲锋在前，勇猛杀敌，从山东成武一直打到开封、洛阳，纵横驰骋于甾津、南阳之间，拔除了秦军在中原一带的主要据点。
平定中原后，灌婴又跟随刘邦挥戈西指关陕，在蓝田大败秦军，一直穷追秦军到灞上，逼秦王子婴投降，夺取了三秦之地。刘邦立汉称王，灌婴因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而被封为昌文侯，官职从侍卫升迁为中谒者（掌管传达的近臣）。
秦朝覆灭后，汉王刘邦和楚霸王项羽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彭越（今徐州）之战，刘邦失利，率残军败退到河南荥阳，楚骑兵紧追不舍。在形势危机之时，刘邦重新组建骑兵，并挑选善于骑战的将领。灌婴虽然年轻，却以作战经验丰富被提拔为中大夫，率新组建的骑兵迎敌，在荥阳东将楚骑兵打败，并乘胜切断了楚军后方粮食供应线，很快使刘邦的汉军扭转了被动局面。荥阳战役后，灌婴升任御史大夫。
汉高祖三年（前204年），灌婴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亲率骑兵，与韩信合兵在历下击败齐国的军队，攻下齐都林淄，俘齐国首相田光。灌婴又率军击败齐国骑兵，亲俘齐亚将周兰，平定齐地。遂后，灌婴又单独率军挥师南下，打败了项羽部将项声、郯公、薛公等所率领的楚军。在平阳击败楚军骑兵，攻陷楚都彭越，俘获楚国柱国项佗，横扫楚军在江淮一带的主要据点。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汉、楚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境内沱河北岸）决战，项羽溃败，率八百余骑突围。为彻底打败项羽，翦除楚的残余势力，扩大汉的势力范围，刘邦命灌婴率五千精锐骑兵猛追项羽。灌婴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与凌厉的攻势，迅速将项羽所率骑兵消灭，逼迫称雄一时的项羽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消灭强敌项羽后，灌婴乘胜进击，挥师渡江，俘吴郡郡首。《史记 高祖本纪》说灌婴“斩首八万，遂定楚地”。
刘邦称帝后，拜灌婴为车骑将军。灌婴不负刘邦厚望，在消灭燕王臧荼、九江王黥布等发动的叛乱中，不辞险远，率兵攻城野战，勇往直前，所向无敌，短短三年内，平定数次叛乱。为表彰灌婴对创建西汉王朝和巩固汉初政权所立下的卓越功勋，汉高祖封其为颍阳（今河南许昌）侯，成为西汉初期的12名开国功臣之一。
刘邦去世后数年，吕后揽权，违背刘邦生前所立的“非刘姓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先后封吕姓诸侯王10人。到了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在临终前又命其侄吕禄、侄孙吕产分别为上将军和丞相，把持了朝中军政大权。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或被架空，或被免职。吕后死后不久，诸吕图谋作乱篡位。刘邦的长孙——齐王刘襄率先兴师西讨。吕产擅令灌婴率军东拘齐王。灌婴自西安率军东进，至荥阳便安营扎寨，按兵不动，暗中派亲信与齐王互通信息，相约寻机合力铲除诸吕。灌婴此举，令吕禄、吕产非常惊慌，打乱了诸吕向刘姓诸王与满朝文武官员发难的计划，为周勃、陈平暗中调集军队一举诛灭诸吕创造了条件。
诸吕篡国的阴谋被粉碎后，周勃、陈平、灌婴等朝中重臣共迎刘邦的第四子刘恒入京师西安，拥立太子，是为文帝。文帝即位后，以灌婴为太尉，周勃为丞相。文帝三年（前177年），灌婴继周勃出任丞相，为相期间，积极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减免税赋，鼓励生产，为“文景之治”立下了大功。后匈奴屡犯汉朝边境、灌婴不顾年老体衰，奉诏统兵抵御匈奴。一年后，因过度操劳，疾病得不到及时医治，死在了丞相任上，被谥为懿侯。后世史学家一致称为颂灌婴为西汉“开国功臣，治国名相”。
戴德和戴圣
戴德和戴圣为叔侄俩，二人生、卒不详，均为西汉梁（今商丘市梁园区或睢阳区）人。戴德，字延君，任过信都王（刘器）太傅。戴圣，字次君，任过九江太守。
西汉王朝建立初期，崇尚老子道家思想，推行以与民休息相适应的无为政治，对发展生产力，振兴西汉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到了西汉王朝中期，经过“文景之治”后的西汉王朝国力已相当强盛，但各种矛盾也逐渐暴露，有的还异常尖锐。为了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汉武帝刘彻及汉宣帝刘询当政期间，改无为政治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
汉武帝刘彻在思想界推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学风，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以这五部儒学经典著作分别设“五经博士”，五经博士整理的五部儒家经典著作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书写的，称之为“今文经学”，以区别于用古科斗文写的古文经学。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在未央宫石渠阁举行“五经同异讨论会”。针对今文经学博士弟子说经越说越细，异说纷歧的情况，今文经学大师梁丘贺、欧阳地余、刘向、闻人通汉、戴圣等人，出于巩固西汉王朝统治为目的，展开激烈的今文经学学术争论，对《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儒学著作进行删削整理，加以系统化和理想化。
西汉经学被立为学官的是今文学派，强调所谓“家法”。今文学官中的博士们尽管彼此之间的学术观点亦存在分歧，然而在对待当时尚未立为学官的古文学派的敌视态度却是一致的。所以，戴德、戴圣叔侄俩所分别选编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收录文章的内容尽管年代都在公元前100年前，其中很多篇是属于战国时期的作品，但他们毕竟不是“依据孔子所传习的周天子统治下承认封建割据合理存在的原始儒学思想”。（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戴德、戴圣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治，以“博学恰闻，贯通古今”的学风，对古代各种“礼”兼收并蓄的同时，剔除一些有害于统一、有害于国家治理的内容。
戴德、戴圣和其同时代的庆普皆师承鲁国的礼学家高唐生，但三人又都有各自独立的见解并各有后学者。因此，汉宣帝时“三家立于学官”，三人都成为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博士。
戴德、戴圣所选编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都是根据高唐声所传习下来的《土礼》内容摘录的,多是对古代社会结构诸如井田、宗法、乡遂、家庭、学校等制度的汇编,是研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很有价值的经典文献。
栾 布
栾布(?——前145年),梁(今商丘市梁园区或睢阳区)人。栾布少年时,家中贫穷,长大后外出到齐地一卖酒的商贩家做佣工,历尽艰辛。后来,栾布被强盗劫持,卖到燕地做奴仆。而此时,彭越在巨野为盗,把持一方,有些势力。因栾布的家乡与彭越的家乡相距不远,少年时的栾布曾与中年的彭越相识。栾布在燕地为奴仆时,曾替主人家报了仇,主人家对栾布很感激,介绍栾布与燕将臧荼相识,臧荼推荐栾布担任了都尉。后来臧荼被封为燕王,任用栾布为将军。臧荼不服西汉朝廷管制,发动叛乱,汉王朝派兵攻破燕国,栾布被俘。当时彭越为梁王,占有一定的疆域,又甚得刘邦信赖。彭越请求赎回栾布,为梁国效力,刘邦准许了彭越的请求。彭越又奏请西汉朝廷批准,让栾布担任了梁国的大夫。后来,彭越派栾布出使齐国。栾布出使齐国期间,彭越起兵叛乱,被西汉朝廷打败,遭到诛族的惩罚.为儆诫各蓄异志的各王国诸侯,西汉朝廷将彭越的头颅悬挂于洛阳城门下示众。此时,栾布恰好从齐国返回梁国,得知彭越被诛杀的消息,便赶到洛阳城祭哭。于是,栾布被西汉官吏逮捕。栾布被押送朝廷后,刘邦欲杀之。后来,栾布向朝廷百般辩解,声称自己无罪。朝廷赦免了栾布,不久又让栾布做了都尉。
栾布是个知恩必报,快意恩仇的人。文帝时,栾布担任燕国的国相,又做了将军,曾扬言说:在自己穷困潦倒的时候,不能辱身降志不管好汉；等到了自己富有显贵的时候,不能称心如意的,也不是贤才。于是,栾布对曾经对自己有过恩德的人,便优厚地报管他；对有仇怨的人,一定依照法律来除掉他。
吴楚七国之乱时,栾布因平叛有功,被封为俞侯.后来,栾布又一次做了燕相,名气大盛。燕、齐之间,有人为栾布建造祠庙，叫栾公社。汉景帝五年（前145年），栾布年老去世。
申屠嘉
申屠嘉（？---前155年），西汉梁（今商丘市梁园区或睢阳区）人，《史记。张丞相列传》载，申屠嘉是西汉文、景时期的名相，“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
项羽、刘邦为争夺天下而发动的楚汉战争期间，申屠嘉从汉军，开始跟随刘邦攻打项羽，因军功升任一个叫队率的小官。西汉建立初期。九江王黥布发动叛乱，申屠嘉跟随刘邦攻打黥布，因作战英勇，屡立战功，被升任为都尉。汉惠帝时，申屠嘉升任淮阳郡守。汉文帝时，张苍任丞相，申屠嘉任御史大夫。张苍被免去丞相后，汉文帝本想任命其妻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为丞相。窦广国品质高洁，行为端重，“贤有行”（《史记，张丞相列传》），可以胜任丞相之职，但又担心任命广国为相会使天下人认为皇帝偏爱皇后的弟弟，有任人唯亲之嫌。于是“今久之而不可”（《史记。张丞相列传》），遂改变初衷，任用申屠嘉为相，并封申屠嘉为故安侯。
申屠嘉被封丞相时，太中大夫邓通特别受文帝的宠爱。文帝赏给邓通的钱多达万万计，还赐给邓通一座铜山，让邓通开矿铸钱，并经常到邓通家饮酒作乐。申屠嘉对邓通的行为看不惯，心中厌恶邓通。一次，申屠嘉晋见文帝，而邓通正站在文帝身边。见申屠嘉上殿，邓通并不向申屠嘉施礼，礼节上怠慢了申屠嘉。申屠嘉认为邓通破坏了朝廷礼仪，向文帝奏请国事完毕后，说：“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文帝说：“君勿言，吾私之。”（《史记·张丞相列传》）申屠嘉上朝回来，坐在相府下了一道手令，要邓通速到相府来，如敢违令即斩首。邓通见到相府手令非常害怕，慌忙跑进宫去，向文帝说明原委。文帝对邓通说：你尽快前去无妨，肤会立即派人去相府召你进宫。邓通来到相府，摘下帽子，脱掉鞋子，向申屠嘉请罪。申屠嘉很随便地坐在相位上，故意不以礼节对待邓通。同时，故作怒言教训邓通道：“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史记·张丞相列传》）邓通吓得连连磕头，血溅了一地，申屠屠嘉仍不说饶恕之语。文帝估计申屠嘉已经让邓通吃了不少苦头，才派使者持节将邓通召回宫中。
申屠嘉为相五年，文帝去世，景帝即位。景帝三年（前155年），晁错被任命为内史，很得景帝的信任，上《削藩策》，奏请朝廷变更法令制度，削弱诸侯王的权力，巩固中央集团，意见被景帝采纳。申屠嘉对晁错所提意见持不同的观点，经常向景帝进言，力图阻止削藩策略的实施，但不被景帝采纳。因此，申屠嘉内心嫉恨晁错，时刻寻找晁错的过失。晁错担任内史，内史府的大门原是由东边通向宫外的，使晁错进出有许不便，于是便自作主张，命人改凿一道墙，将院门由南边通出宫外。而晁错所凿的墙正是太上皇宗庙的外墙。申屠嘉听下人汇报后，以为抓到了晁错的把柄，想以晁错擅自凿开皇家宗庙围墙为理由将其治罪，奏请景帝杀掉晁错。
晁错的门客中有人得知了申屠嘉奏杀晁错的消息，并把消息很快传递给晁错。晁错非常害怕，连夜进宫拜见景帝，详细陈述改开府门的经过，得到文帝的谅解与宽恕。翌日早朝的时候，申屠嘉奏请朝廷诛杀晁错。景帝听了请求治罪晁错的理由，向申屠嘉解释说：晁错所凿的墙并不是太上皇宗庙的正墙，而是宗庙的外围短墙。况且，这凿墙改门之事，晁错事先已奏请了朕，是朕恩准后才办的，晁错并没有什么过错。申屠嘉仍坚持已见，要景帝治罪于晁错，在众大臣的力保下，景帝赦免了晁错。
退朝以后，申屠嘉仍对景帝宽恕晁错之事耿耿于怀，满怀悲愤之情对属下长史说：“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史记·张丞相列传》）
回到相府，申屠嘉因气急，血气攻心，吐血而死。申屠嘉死后，景帝令其厚葬，并谥号节侯。
焦延寿
焦延寿，字赣，生、卒不详，西汉梁（今商丘市梁园区或睢阳区）人，是西汉中期的哲学家。出身于贫民之家，但自幼发愤苦读，涉猎广泛，独钟于《易》学，并在《易》学方面有所成就，得到地方人的称颂。
梁王得知焦延寿的情况后，对其十分欣赏与宠幸，命王室“供其资用，令极易学”（《汉书·京房传》）焦延寿学有所成后，梁王先任命其做郡吏，后来又推荐其做小黄令。
焦延寿任职期间，每有盗贼奸邪之事，事情未发之前，便能事先掌握一些情况，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因此，一些盗贼或奸邪之徒在焦为政期间，从不敢轻举妄动。焦延寿为政爱恤民众，培养贤吏，又用其善占之术“化行县中”，为郡县中的百姓办事。因为焦延寿有惠政，得到一方民众的拥戴，梁王准备对其迁举与提升，但当地的“三老官属”皆上书请愿，挚意挽留，梁王便也顺从民意，让其续留在梁国做小黄令，最终焦延寿死在小黄令任上（《汉书·京房传》）。
西汉建国之初，由于秦末以来连年战乱，社会各个方面均遭受很大创伤，人口锐减，经济萧条，民众贫困，国力微弱。根据这种情况，西汉统治者者奉行黄老之术，清静无为，与民休养生息，这种政策一直推行70多年，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至汉武帝时期已经成为盛世。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发展的高潮，各种学派相继出现，于是统治者又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家说顿时登上统治思想的地位。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终止与四方邻国的和亲政策，开始了对匈奴持续39年的全国性战争。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经济上的损失，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战时方针政策 ，使阶级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汉武帝的孙子宣帝执政之初，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朝内的霍氏家族掌握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向宣帝争权，并谋杀了宣帝的元配皇后许氏，让霍光的小女儿做了皇后。朝外，同姓宗室暗中培养势力，争夺帝位的威胁亦严重存在。面对种种恶势力，汉宣帝一方面依靠深刑，强化权力；一方面依靠儒术，缓和矛盾；一方面大力宣扬灾异祥瑞，佯称自己“受命于天”，带头刮起了灾异之风。早在昭帝年间，就有传说，说泰山有一块大石自动立起，刻有“上林苑中大柳树折断扑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字样。有个名眭孟的人推阴阳灾异，认为“木阴类，下民象，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宣帝的祖先汉高祖刘邦本出身于平民，霍光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杀了眭孟。宣帝即位后，立即为眭孟平反，认为眭孟所说的“公孙病”指的正是宣帝其人，并任命眭孟的儿子为郎。宣帝一生一直频繁地宣扬灾异祥瑞，使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如火燎原。大臣上书言事、上疏进奏也都有意比附阴阳灾异，一时，灾异告谴成为朝廷上下崇尚的观点。同时，在官吏大臣的任用上，经学之士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宣元年间，能通一经的人，不但可以免去徭赋，还可以做官，如魏相、平当、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等，都以治《易》当了大官。于是，当时人把治《易》作为晋身之阶，纷纷传习，研究、学习、发展《易》学，成为当时的一种世风。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焦延寿为生存，为晋身，学习与研究《易》学是必然的，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焦延寿著成《易林》，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哲学上能称树一帜。
《周易》是一部很具有神秘色彩的古书。据考古证实，春秋时期或更早的远古时代，便有了《易》的萌芽。最早的《周易》经文仅有上、下二篇，由64卦辞和384爻辞组成。另外加《乾》、《坤》卦，“用九”与“用六”。春秋以后，有人作《十翼》，对《周易》进行附注释，邓《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到了汉代，《周易》一跃而居六经之首，研究者也渐渐多了起来。到班固作《汉书》时，《易》已有13家，294篇，但多出自一家之传。“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汉书·京房传》），而焦延寿却能在“易与象数之中，别为占侯一派”，创一家学说，刘向校书认为：诸易说皆祖田何，杨权、丁将军与刘向略同。惟京房认为：“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汉书·儒林传》）《汉书·京房传》记载，京房曾向焦延寿学易。由此可以看出，京房对焦延寿的评价是中肯的。
焦延寿的《易林》由4960条卦文组成，占蓍时，经过演算必得得4960条之一，然后对照卦文，再结合占蓍之日的季节、时令、阴睛的自然变化进行推论或演绎而得出吉、凶、祥、瑞的结论。黄伯思说：“焦延寿易分六十四卦，更直曰用事。”（《四库全书提要》）“世人谓延寿之法，凡筮得某卦，则观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辞不动，则但观本卦林辞爻本。”（黄伯思《核定焦赣<易林>序》）然而，焦延寿的这种方法往往又很灵验。《易林杂识》记载这样两个事例：一件事是“宣和末、长庆府崔相公任州日，其时晏清无事，思此圣书，虔诚自卜，得‘大过’卦云：‘典册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之‘遁’卦辞曰”：‘坐席未温，忧来扣门，逾墙北走，兵来我后，脱于虎口’。其时卜后十日，州乱，崔相公逾墙而出，家族不损，无事归京。乃知此书贤人所制，初虽难后，后详无不中节。见者当所敬重，黄金自贵，未能蒙于此书。”另一件事是“绍兴末，完颜亮入寇。时有人以售赣《易林》筮，遇‘解’之‘大壮’，其辞曰：‘骄胡火形，造恶多凶，无所能成，遂自灭身。’其亲切应验若此，虽天纲淳风不能过也，开辟以来，惟亮可以当之，延寿著书，何以知后世有亮也。”所以，唐代人王俞说：“大凡变化象数，莫沈乎易，惟人之情伪最为难知。筮者尚古，忧者为处，赣明且哲，乃留其术……所著《大易通辩》，其卦四千九十六题，事本弥论，同归周易，辞假出于经史，其意合于神明。但斋洁精专，举无不中，而言近意远，易识难详，不可渎蒙以为辞费。”（《周易变卦序》）
《焦氏易林》用“分卦直日法”，以“二至二分用事之”。又以“坎、震、离、兑分主四时”，以二十四卦分主二十四卦气，每一节气又三分之，得七十二气，每气管五有余，各有不同的物候标志。如“小寒至立春前一日止屯、谦、睽、升、临”，“立春至惊蛰前一日止小过、蒙、益、渐、泰。”以此类推，“看占卦时值卦管事，即以管事卦宫寻找所占本卦断之，奇验。”（《易林筮仪》）焦延寿的这些思想在哲学认识论上虽属于先验主义范畴，但它不是抽象的玄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一种实证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同西方康德的星云说一样，属于天文学领域。西汉中期，支配整个时代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基本形态是以阴阳五行为模式的天人同类、天人相应及与天人相副，这是自然论与目的论的相互对立与相互影响。这个基本形态决定了它的认识论的经验主义与方法论的重要系统和结构的特征，也决定了各种具体哲学形态的特点。西汉哲学如同它的国家形态一样是雄浑、粗犷的，充满着矛盾与活力、高潮迭起，无奇不有，即是先秦百家思想的汇集与综合，又是魏晋思想的源头与温床。汉代哲学的基础和基调，同样是人的强大有力和人对天（神）的征服。在天人关系中，形式上是天支配、主宰人，实则上是人支配天。人的力量与作用，即可以破坏阴阳五行的平衡，又可以调理阴阳，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宰相陈平曾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有万物之宜。”（《史记·陈丞相世家》）这段话被后人认为是说明当时天人关系的名言。在汉代人的思想中，人是天地的产物，但它与天地是并立而为三的，它的形体、德性是化天而成的。人是天的副本，是宏大宇宙的一部分。焦延寿的《易》学，以六十四卦编排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三百六十天，而宇宙间节气、物候的变化和升降消息都是无限的、流动的，所以就无时无刻都可以以天气的微小变化为依据，进行比附推论，任何个人的政治见解、喜怒哀乐都可以借自然的灾异祥瑞而提出。
《焦氏易林》的卦辞文中记录了许多历史典故和当时发生的大事，有事实上的史学价值。有人说《焦氏易林》“辞假出子经史”（《周易变卦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焦延寿卦辞文里几次出现的“兵征大苑，北出五关，与胡寇战，平城道西，七日绝粮，身几不全。”大概所指是汉武帝对匈奴的“平城白登山之战”。再如，“羿张乌召，彀射天狼，国柱雄勇，斗死荥阳。”是记述刘邦与项羽争霸的汉楚战争中的荥阳之战。又如，“伯夷叔齐，贞廉之师，以德防患，忧祸不存”，“骊姬谗言，与二嬖谋。谮杀其子，贼害忠孝，申生以溢，重耳奔逃”等，都是历史典故。
《焦氏易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全书多为四字句用文，排列整齐，在语法特征和语言习惯上有似《诗经》，有的直接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如“江河淮海，天之奥府。众利所聚，可以饶有。乐我君子，百福是受。”“东山救乱，处妇思夫，劳我君子，役无休子。”“式微式微，忧福相关。隔以岩山，室家分散。”“桑之将落，殒其黄叶，失势倾侧，而无所立。”黄伯思对《焦氏易林》的评论颇能中的，评论说：“延寿所著虽十筮之书，出于阴阳家流，然当西汉中叶，去三代未远。文辞雅淡，颇可观览。”
《焦氏易林》是一部易书，书中难免带有几分迷信的色彩。用一些玄妙的气氛烘托，才能使人相信其卦辞的灵验。因此，卦变中往往影射隐含，利用比兴手法，捕捉或罗列大量微观现象，制造出一种玄妙幽美的宏观意境。如“疲马上山，绝无水源。喉焦唇干，舌不能言。”“持刀操肉，对酒不食，夫从行军，小子人狱，抱膝独宿。”“河伯大呼。津不得渡，船空无人，往来亦难。”“马惊破车，主坠深沟。身死魂去，离其室庐。”等等。王俞评论《焦氏易林》“言近意远，易识难详”，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焦氏易林》对后世的影响较大。三国时期王弼的《周易注》，唐代的《五经正义》，宋代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等都从《焦氏易林》中吸取了营养。
张方平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晚号乐全居士，北宋南京（今商丘市梁园区或睢阳区）人。曾祖张文熙，亳州军事推官，赠太师，娶苏氏，追封武郡太夫人。祖张峤，以进士及第，选知郓州，累官尚书都官员外郎，娶刘氏，追封沛国太夫人。父张尧卿，娶嵇氏，追封谯国太夫人。
张方平13岁入应天府学。颖悟绝伦，书一阅终生不再读。家贫无书，借人三史，10日归还说：“吾已得其详矣。”写文章从不打稿，千万言立就。宋绶、蔡齐见之，谓之“天下奇才”。与范讽以茂才异等推荐，景祐元年（1034年）中选，授校书郎，知昆山县。不久因著《刍尧论》50篇，射策优等，又中贤良方正之选，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西夏元昊叛乱，朝廷决计用兵。张方平上《平戎十策》，仁宗阅之大喜，依计而行，未动刀兵，元昊请降。召对，赐五品服，授直集贤院，迁太常丞，知谏院。首论中书、枢密院，使政令统一以减少牵制，并主张兵在精而不在多，应减少冗兵。寻召试，知制诰，迁右正言，赐三品服。继而兼史馆修撰，权知开封府。府事至繁，为府尹者皆书板以记事，而张方平从不用，能默记数百人，以次决遣，不差毫厘，吏民大惊以为神，不敢相欺。
不久，又拜翰林学士，领群牧使。时元昊遣使求通，而契丹与元昊关系紧张。仁宗问计于张方平，方平献计，使两方和好，避免了战争，“一举而得二虏”，使西北得以安定。时人无不佩服张方平的的远见卓识。
拜谏议大夫，为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无不言。对于宫中宫妾宦官的滥赏滥赐，皆遭到了张方平的抵制，据理力争。当时国库空虚，朝野内外堪忧。宰相贾昌朝为报复张方平，奏明仁宗，复拜张方平翰林学士，为三司使。张方平领使未几，一切办妥，仁宗大喜。
前三司使王拱辰请榷河北盐，并已立法。张方平马上见仁宗问：“河北为何再榷盐？”仁宗惊问道：“刚立法，怎能是再榷盐？”张方平道：“周世宗时榷河北盐，违法者处死。世宗北伐时，父老拦道哭诉，盐场两次收税，苦不堪言。今再榷河北盐，岂不是两次收税？河北盐跺，契丹盐商就会乘虚而入，占领市场，后患无穷啊！”仁宗恍然大悟，于是命张方平密撰手诏。河北父老闻讯，喜出望外，扶老携幼拜迎到澶州，并举办佛老会7日，以报圣恩，还将诏书刻碑立于北京。河北父老路过此碑无不为之感动，稽首流涕。
南京城（今商丘古城）鸿庆宫（三圣殿）建成后，要安放赵匡胤（太祖）、赵光义（太宗）和其父赵弘殷三圣像，本应遣柄臣前往。由于仁宗对张方平极为宠幸，所以，特命他为礼仪使。南京家乡的父老乡亲无不为之荣耀。
仁宗欲大用张方平，张方平因眼病坚辞不受，于是乃加端明殿学士归院，判尚书都省，兼领银台司审刑院太常寺事。
自陕西用兵之后，国弱民穷，士大夫纷纷上书“丰财省费”之道，但多不得要领。张方平上书字字珠玉，道出要害，仁宗更加惊异，于是书“文儒”二字以赐。月余，仁宗又特邀张方平于御榻前进行密谈，让张方平说朝中官员之私情。张方平叹道：“暴人之私，迫人于险而攘之，我不为也。”始终不言。
张方平刚简自信，不怕毁誉，所以遭到了小人的诽谤和陷害。恰在此时，好友三司判官杨仪犯罪，遂受株连被罢官，出知滁州。不数月，仁宗省悟，于是还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第二年，加龙图阁学士，迁给事中，知杭州。张方平平生学道，虚一而静，到各地为官不言而治，一旦离去，人必思之。
知杭州时，因母病故而去官，服丧期满，以旧职还朝。判流内铨。上书言京岁地区赋税太重，请减三分，后遂为定制。
张方平为礼部侍郎，知滑州，改户部侍郎，移镇西蜀。甲午年，在西蜀曾爆发了李顺农民起义，蜀人一直惶惶不安。正值张方平欲移镇西蜀时，又谣言四起，说蛮人依智高要进攻西蜀，西蜀太守闻之大惊，立即调兵遣将，让百姓日夜筑城，乡下人纷纷迁往城市，有的将贵重的东西埋在地下。仁宗闻之，甚为震惊，立即命陕西军队去西蜀戍守，兵仗络绎不绝，相望于道。仁宗急诏令张方平速去西蜀，并允许张方平便宜从事，先斩后奏。但张方平却从容道：“南诏去蜀二千余里，道路不通，其间多民族又不相役属，安能举大兵侵西蜀？此必妄言，臣当以静镇之。”道遇戍座兵仗，遣还入境。并下令：“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上元观灯，日夜城门大开，蜀遂大安。后又将妖言惑众者，斩首境上，西南夷大震。
朝廷又复以三司使将张方平召还。张方平又上奏罢免西蜀赋税40万，减铸铁钱10余万。西蜀人对张方平感恩戴德，为使天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于是，画张方平像悬挂于堂，苏洵为之记。
汴水控引江淮，利尽南海，由于多年失修，日益堙塞。张方平遂策划漕运14策。宰相富弼阅之漏尽时刻，赞道：“此国计大本，非常奏也。”仁宗称善。其后迁吏部侍郎，复以眼病请郡，迁尚书左丞，知南京。未几以工部尚书知秦州，有旨再任，当授宣徽使。议者欲以阻挠，张方平笑道：“吾于死生祸福未尝择也，宣徽使于我何有哉？”力请解除，复知南京，封清河郡公。
英宗即位，迁礼部尚书，知陈州。过东京开封，留判尚书都省，请知郓州。英宗叹曰：“学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张方平坚决请行，加侍读学士，徙定州，乞退休归养，改徐州。英宗屡欲召张方平还京拟大用，因左右无助于张方平者而未能如愿。胡宿罢枢密副使后，英宗欲让张方平代之，张方平道：“臣只知事君而已，别无他图。”于是迁刑部尚书。
英宗有病，召张方平赴福宁殿，出书一幅：“来日降诏，立皇太子。”张方平抗声曰：“颖王嫡长而贤，请书其名。”英宗疾书以付方平。方平草制，不久充册立皇太子礼仪使。
神宗即位，张方平又上书提出薄葬和节支，神宗从之，省之十七八，迁户部尚书。后命张方平为参知政事，他以高堂有病坚辞不受。又先后知陈州、南京，寻拜宣徽北院使、检校太尉，判应天府。张方平自念将老，无以报国，论事益切，至于论兵起狱，尤为反复上奏说：“老臣且死，见先帝于地下，有以藉口矣！”神宗颇受感动。
张方平多次告老还乡，又拜东太一宫使，继拜太子少师，以宣徽使致仕。元祐六年（1091年）十二月二日卒，享年85岁。讣闻，辍视朝一日，特赠司空。追封其亲属5人。张方平遗嘱不请谥，尚书右丞苏辙为请，追谥文定。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九日，葬于宋城县永安乡仁孝里。
张方平晚号“乐全居士”。有《乐全集》40卷，《玉堂集》20卷，《注仁宗乐书》1卷。神宗曾赐亲札曰：“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之风，书之典诰，无以加焉。西汉所不及也。”
张方平所交者，范仲淹、吴育、宋祁三人，皆敬惮之。称颂道：“不动如山，安道有焉。”张方平在益州当太守时识苏氏父子，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皆拜其门下，曾荐苏轼为谏官。苏轼下狱，张方平又抗章为请。苏氏父子对张方平非常敬重。苏东坡为官15年中，6过南京，5次登门拜见张方平。官颖州时闻张方平卒，如丧考妣，于僧舍举丧，以师徒之礼缌麻3月，又为文以祭祀，可见张苏感情之深。
元丰初，东坡贬齐安，苏辙受株连贬监筠酒税，与张方平告别时，张凄然不乐，酌酒送行，并赠诗道：“可怜萍梗飘蓬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元符末，苏辙自龙川还许昌，再读赠诗时，张方平已故10年，见诗触情，潸然泪下，泣不成声，又追和诗道：“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两诗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于斯文。
1941年在商丘古城曾发现张方平铜印一颗。红绿斑驳，古色盎然。该印大2.5平方厘米，厚0.5厘米，上有扁耳钮，圆穿孔。文曰“张氏安道”。重围，朱文。篆法、铸制俱精。